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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和陈先生结识是从合作主编《全宋诗》开始的。在《全宋诗》陆续出版的过程中，不断有纠谬补遗的论著出现。陈先生在这方面做了两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，一是与张如安、叶石健、吴宗海等先生合作编纂《全宋诗订补》，不仅对《全宋诗》做出订补成果，也为具体分析、总结辑佚工作失误的原因提供了更多的实例；一是与北大《全宋诗》整理者兼责任编委李更博士合作编纂、出版了《〈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〉校证》一书。陈先生对古籍整理的编审、复校工作，既有广博精深的学识作支撑，又有老练的经验和功夫为保证。《全宋诗》责任编委王岚博士在一次接受《北大青年》学生记者采访时说：“陈先生学富五车，目如鹰隼，常常是他在稿子上圈出疑似错误的字句，发还给我们去查原书，结果果真如陈先生所言，某字当作某字，令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。”
陈先生仙逝之后，漆永祥和王岚在多人协助之下，得到各方的有力支持，用整整一年时间编成了陈先生的文集初稿，送给我看并索序。看到这些熟悉的文章，联系上述多年合作的经历和情谊，我先读为快，倍感亲切。文集分“古籍整理与研究”“《四库全书》研究”“《全宋诗》整理与研究”“古代小说研究”“古代诗文整理与研究”“陈新先生往来书信选”六大部分，内容广泛深刻，充满真知灼见。
关于古籍整理与研究，陈先生涉猎四部，成果甚丰。同时留心总结理论与方法，关注书稿质量、人才培养以及古籍整理工作对于“保存和弘扬传统民族文化，使之适应新时期的发展”的关键意义。即使讲理论与方法，包括影印、校订、标点、注释、今译等等，也不是泛泛而谈，而是紧密结合整理与编校的丰富实践经验和实例，讲得真切、生动、实用。如傅璇琮先生2004年9月11日复陈先生函说：“《全宋笔记》补页已收到……每次阅兄所审，甚为钦佩，当前作古籍之编辑，其学力深厚、工夫精细，恐无有陈兄之右者。”又如李灵年先生2008年7月25日致陈先生函说：“从1980年起，共收到惠函194封，信纸324张，字数在10万以上……您的书信内容丰富，信息量大，具有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，我非常珍惜。等精力好时，我要分类作些整理，以供学界参考。之中，我特别（佩服）您对古籍整理的真知灼见，从规划，到规范，到人才培养，您有系统的理论和完整的工作设想，并且身体力行。您审定了多少书稿恐怕难以计算，我想根据您信中提到的‘工作’，开出清单，那数量当是惊人的。您是当今古籍整理贡献大、经验最丰富的学者。”
中国古代小说，是陈先生整理、研究和编校工作的强项，他不仅关注作品思想的探究，而且关注作品艺术的分析；不仅关注人物、名物、典制、习俗等的考证、注释，而且关注书籍版本的考察，异文的校订，涉猎全面，成就卓著。他在中国古代小说整理、编审方面尤为行家，如李灵年先生在2008年7月25日致陈先生的信中回忆《儒林外史》的整理、审订工作时说：“在您发出通知后，系里指定谈凤梁、吴锦和我去京。1975年12月初至1976年元月8日，我们在红星胡同招待所住了一个月，正是这次亲密接触，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并影响了我们之后的三十年。在审改中，校勘、标点不说，单注释就有一千二百条，我们几个吭吭哧哧搞了几个月，在您手里，增删润色，勾勾划划，只用十多天时间，就改好了，足见您学识的广博和手法的熟练。”
从文集中可知，陈先生荣退之后，继续发挥余热，贡献甚巨。多所高校争聘他指导、参与大的古籍整理项目和专业人才培养工作。如山东大学拟请他指导中国古代大作家集《柳宗元集》的整理工作，虽未克出版，但多有交流、切磋；南京师范大学请他指导、审订《儒林外史》的整理工作，还拟请他担任兼职教授培养专业人才并指导古籍所的工作，获益良多；上海师范大学请他担任《全宋笔记》的编委，得助匪浅。北京大学最为幸运，先请他担任《全宋诗》的主编和编委，继之请他做《儒藏》编委和审稿专家，受益最大，心存感激。而陈先生文集中的“《四库全书》研究”“《全宋诗》整理与研究”两方面重大成果，也正是在与北大合作编纂《全宋诗》期间取得的，这又使我们感到很欣慰。
清代有考据家说过，读书受书益，学问家读书更使书受益。这套文集有力见证了以下事实：陈先生学富五车，深受读书之益，而成就为著名的学者；不仅如此，陈先生更是读书兼治书，善于在读书中发现古书流传之讹误加以校正，善于在编审工作中对书稿进行订补予以提升，从而成为使书受益的大学问家。（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）
（原标题：锦衣为有金针度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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